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上)

　　研究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首先遇到一个如何计算拉动的问题。在统计上，通常用贡献率指标来衡量拉动力的大小。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就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资增量/支出法GDP增量=（本年投资量-上年投资量）/本年支出法GDP-上年支出法GDP

 

　　同样地，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量/支出法GDP增量=（本年消费量-上年消费量）/本年支出法GDP-上年支出法GDP

 

　　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所用指标均要用可比价，而不是现价。

 

　　投资贡献率与投资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投资贡献率反映投资增量对支出法GDP增量的贡献，投资率反映投资总量对支出法GDP总量的贡献。一个是增量贡献，一个是总量贡献。从联系上看，投资贡献率与投资率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投资贡献率上升时，投资率也上升，反之，投资贡献率下降时，投资率也随之下降。因此，也可以利用投资率间接地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类似地，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也是一对反映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指标。

 

　　一、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轨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概括地讲，每次经济升温都是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引起的，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当出现过快的经济增长局面时，中央政府就会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水平。

 

　　90年代第一次大的波动：1992-1994年。此间，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时期，投资率平均水平高达40.2%，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达34.1%，消费率为59.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44.7%，政府消费率为14.9%。在高投资率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加速，年平均水平达13.8%。从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看，几乎与消费贡献率相等。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为50.7%，从具体年份看，1993、199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贡献率都高于消费贡献率。可以说，这期间高经济增长率是与高投资贡献率紧密联系的。

 

　　第二次大的波动：1995-2000年。针对前几年的经济过热，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3%下降到2000年的35.3%。与此同时，消费率逐步回升，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随着投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由10.9%，下降到8.4%。这一时期，在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平均水平为30%，消费贡献率平均水平为56.3%。

 

　　第三次大的波动：2001 - 2005年。这一时期是多年积极财政政策累积效应的释放时期，投资率迅速回升，消费率持续下降。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2.6%，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由34.6%上升到41.5%。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61.4%，跌落到2005年的51.9%，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降到2005年的39.8%。在投资的推动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年均GDP增长率为10.1%。从贡献率看，投资贡献率迅速回升，消费贡献率持续下降。这一时期投资贡献率平均为50.5%，其中固定资本形成贡献率为49.0%，消费贡献率为36.9%。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年中，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一部分的住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所加大。2001-2005年，住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10%、10%、14%和13%。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但不明显，五年中住房投资率分别为7.8%、7.9%、8.1%、8.5%和9%。

 

　　表1：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消费率　　单位：%

 

年  份	经济增长率	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	政府消费率	投资率	固定资本形成率
1992	14.2	62.4	47.2	15.2	36.6	30.9
1993	14.0	59.3	44.4	14.9	42.6	36.0
1994	13.1	58.2	43.5	14.7	40.5	34.5
1995	10.9	58.1	44.9	13.3	40.3	33.0
1996	10.0	59.2	45.8	13.4	38.8	32.4
1997	9.3	59.0	45.2	13.7	36.7	31.8
1998	7.8	59.6	45.3	14.3	36.2	33.0
1999	7.6	61.2	46.1	15.1	36.2	33.6
2000	8.4	62.3	46.4	15.9	35.3	34.3
2001	8.3	61.4	45.2	16.2	36.5	34.6
2002	9.1	59.6	43.7	15.9	37.9	36.3
2003	10.0	56.8	41.7	15.1	41.0	39.2
2004	10.1	54.3	39.8	14.5	43.2	40.6
2005	10.2	51.9	38.0	13.9	42.6	41.5
1991-2005	10.1	58.0	43.2	14.7	39.2	36.2

 

表2：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年份	消费贡献率	居民消费贡献率	政府消费贡献率	投资贡献率	固定资本形成贡献率
1992	72.5	55.1	17.4	34.2	48.7
1993	59.5	44.6	14.9	78.6	67.0
1994	30.2	19.4	10.9	43.8	39.4
1995	44.7	35.4	9.3	55.0	40.2
1996	60.1	45.2	14.9	34.3	35.5
1997	37.0	25.8	11.2	-7.4	22.1
1998	57.1	39.0	18.1	29.3	44.0
1999	76.8	57.8	19.0	52.8	36.6
2000	63.8	45.0	18.9	21.7	36.3
2001	50.0	30.8	19.1	50.1	39.3
2002	43.6	30.4	13.2	48.8	49.8
2003	35.3	26.2	9.1	63.7	60.1
2004	38.7	28.0	10.7	55.3	46.9
2005	55.0	40.3	14.7	42.1	39.6
1991-2005	45.5	32.5	13.0	43.5	44.6

 

表3：我国住房投资比重　　单位：%

 

年份	住房投资率	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1996	7.0	38.8	21.5
1997	6.6	36.7	20.7
1998	7.4	36.2	22.5
1999	7.8	36.2	23.4
2000	7.8	35.3	22.8
2001	7.8	36.5	22.5
2002	7.9	37.9	21.9
2003	8.1	41.0	20.6
2004	8.5	43.2	21.0
2005	9.0	42.6	21.8

 

　　注：住房投资率=住房投资/支出法GDP×100%。

 

　　通过对15年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变动有以下特点：

 

　　第一，投资率高的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具体数量关系为：当投资率达到或超过40%时，投资贡献率高于消费贡献率，经济增长加速，并处于高水平，同时，消费率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相反地，如果投资率下降，投资贡献率随之降低，消费贡献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由于消费增长相对比较平稳，不象投资那样大起大落，消费对经济增长不能起到明显的加速作用。

 

　　第二，每当经济建设处于高涨时期，总是伴随着一个以扩大投资为先导的扩张阶段；而每当经济建设进行调整时，就会出现一个以压缩投资为先导的紧缩阶段。因此可以认为，投资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每一轮经济的过热或紧缩都是由投资过热或萎缩引起的。

 

　　第三，从住房投资率看，房改后较房改前略有上升。房改开始的1996年住房投资率为7.0%，2003年上升到8%，此后，住房投资率基本稳定在8%或略高于8%的水平上。这种状况表明，我国近年来投资率持续上升与居民住房投资关系不大，因为在投资率中，居民住房投资的影响始终保持8个百分点左右。

 

　　二、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消费率和投资贡献率、消费贡献率

 

　　（一）与国外比较，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3%，中等收入国家为26.0%，低收入国家为21.5%。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22.8%和27.1%。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19.2%、22.7%、17.2%、16.8%。我国投资率平均水平为38.8%，明显偏高。从消费看，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为73.5%，低收入国家为81.2%。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73.3%和67.8%。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86%、75%、78%、86%。我国年均消费率为58.8%，明显偏低。

 

　　（二）我国目前的投资贡献率高于国外，消费贡献率低于国外

 

　　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投资贡献率为21.6%，消费贡献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6.2%，消费贡献率为72.5%；低收入国家投资贡献率为21.5%，消费贡献率为81.1%。美国1993-2003年年均投资贡献率为18.4%，年均消费贡献率为84.2%。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4.1%和24.0%，消费贡献率分别为68.6%和63.2%。我国年均投资贡献率为45.8%，年均消费贡献率为45.5%，显然，我国投资贡献率过大，消费贡献率过小。

 

　　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日本1965-1973年相似，比较这两个时期两国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均高于日本，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均低于日本。1965-1973年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阶段，1966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此间，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都是日本二战以来最高的。GDP年均增长9.4%，年均投资率36.2%，年均消费率62.5%，年均投资贡献率29.8%，年均消费贡献率70.9%。这一阶段过后，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小幅下降，消费率小幅上升，同时，投资贡献率相应下降，消费贡献率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

 

　　比较分析国外数据可以看出：第一，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水平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率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第二，我国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消费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第三，我国投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消费贡献率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第四，我国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波动较大，其他国家的贡献率比较平稳，波动很小。

 

　　（三）住房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通过研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2000-2003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即住房投资率，一般在3%-6%之间，我国偏高，为8%左右；但是这些国家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住房投资所占比重差异较大，日本最低，不足17%；德国最高，占32.4%；其余国家一般在25%左右，同期我国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为20.7%，与以上五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综合起来看，我国住房投资率偏高而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偏低，是由于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这些国家，而住房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并不大所致。

 

表4：部分国家住房投资比重　　单位：%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住房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	住房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	住房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	住房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	住房投资率	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
2000	7.8	22.2	4.6	22.4	4.3	17.0	6.8	31.4	2.9	16.4
2001	7.8	21.4	4.7	24.8	4.0	16.2	6.3	32.1	3.0	17.3
2002	7.9	20.9	4.9	26.9	3.9	16.9	5.8	33.7	3.3	19.6
2003	8.1	19.7	5.3	29.0	3.8	16.5	5.7	33.0	3.5	21.4
2004	8.5	19.8	5.8	30.1	3.8	16.9	5.5	32.2	3.8	22.6
2005	9	21.2	6.1		3.6		5.3		3.9

 

　　三、造成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四次投资过热的时期，分别是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左右和2003年至今。四次投资过热各有不同的背景和表现形式，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方项目投资增长过快，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过高，成为历次投资过热的主导力量。2003年以来的本次投资扩张中，地方项目投资膨胀更为明显。可以说，近几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就是控制地方投资扩张（见表5）。不仅如此，从31个省市区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可以看出，这种势头仍在延续：一是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二是各地区的增长模式仍然是以高资本投入为其驱动力，投资增长率目标都不同程度的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

 

　　表5：四次投资过热时期地方项目投资情况

 

年份	投资增长速度%		比重%
	中央项目	地方项目	中央项目	地方项目
1985年	30.4	65.3	53.5	46.5
1988年	14.7	20.5	55.5	44.5
1993年	36.8	66.4	39.8	60.2
2003年	-6.3	37.1	13.3	86.7
2004年	23.1	29.7	12.7	87.3
2005年	21.1	28.1	12.1	87.9

 

　　注：1985年、1988年和1993年数据为中央和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数据。2003年至2005年数据为中央和地方城镇投资数据。

 

　　地方投资屡次扩张，地方政府是关键。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和投资高增长的原始动力。一是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都有管理当地经济的职能。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的分配模式，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促使地方政府加紧运用手中的资源，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就业保障；二是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相互攀比，为了尽快“树形像、出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见效快的投资新项目，热衷于铺新摊子。近年来，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江苏铁本事件和内蒙新丰电厂事件就是典型例证。

 

　　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由来已久。在计划经济时期，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跑部钱进”。因为当时的投资管理体制带有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要层层审批。地方要多投资，快投资，最好的办法是跑行业直属部门，跑投资管理部门。项目审批下来，就意味着投资的钱也有了着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项目管理由单一的审批制改为审批制、核准制和备案制。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投资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只要有钱，只要有资源，投资就不再是困难和麻烦的事情。这种变化成为地方政府影响和控制地方投资的杀手锏，使地方政府追求投资和经济高增长的冲动和偏好成为现实的可能。

　　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滥用和低价开采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主要手段。由于地方政府在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中的权力过大，加上我国现行土地、矿产资源等在管理和税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使得土地违法、矿产资源滥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土地与投资密不可分。土地是投资的依托，大部分投资项目尤其是建筑安装工程，最终都要落到土地上。房地产的开发与建设更是离不开土地的供应。当前我国土地市场准入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表现主要是“招拍挂”出让土地面积比重较低，存在非市场性方式出让土地面积比重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具有土地储备等权力，存在土地市场行政色彩过浓的矛盾；征用土地价格低，存在土地价格脱离其价值和稀缺实际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