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中)

　　同时，以租代售，打着“招拍挂”名义以协议价购买土地以及随意扩大土地征用范围违规进入土地市场等现象也十分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采用零地价招商、把土地开发一级市场交给开发商、假“招拍挂”等，支持或默许土地违法的现象大量存在。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和50%左右，有的高达90%以上。土地违法现象增加和地根的放松，为地方政府推动投资扩张提供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了新增建设项目的用地；二是为项目建设筹集了大笔资金。据统计，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7000多亿元，有不少流向了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利用掌握的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用于城市建设或其他投资项目。

 

　　同样，低价开采或利用能源、原材料等矿产资源也成为地方政府拉动当地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一方面资源性产业本身存在“本小、税低、利大”的特点，市场准入和技术准入的门槛很低，容易吸引粗放和短期性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区、城市间招商引资竞争空间激烈，竞相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现象十分普遍，外来投资者在近乎无偿得到低价水电气供应的同时，无形中扩大了盈利空间，使本不该上马的项目得以上马。这一轮的投资过热中，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快于东部地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以煤炭、钢铁、电力等能源、原材料产业的投资为依托，带动整个地区投资规模快速增长。

 

　　表6：2005年东中西地区城镇能源和原材料投资情况

 

行业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增速%	占城镇投资的比重%	增速%	占城镇投资的比重%	增速%	占城镇投资的比重%
能源工业	30.9	9.8	32.6	15.1	41.9	20.3
黑色金属	31.8	3.5	44.9	4.0	29.5	3.1
有色金属	66.1	0.6	32.2	2.3	24.4	1.9
非金属矿	29.0	1.8	35.5	3.0	28.2	2.1

 

　　（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加和境外资金的不断涌入，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加。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的心态是居民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几乎要花去许多人大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支出时更为谨慎，宁愿把钱存入银行。200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4.1万亿元。

 

　　二是境外资金加入投资市场开发和炒作。以投资和投机为目的的海外热钱近两年也成为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与不动产，因而吸引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过剩。大量国外资本不仅在金融市场而且在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从而直接或间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境外热钱流入约为55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达190亿美元左右，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以及整个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形成了较大推力。

 

　　（三）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了投资的较快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就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的需求。“十五”时期，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全社会投资中，用于工业的投资达111432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36倍；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为37.7%，比“九五”时期提高3.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也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势头。“十五”时期，发电量增长达到79.8%，原煤66.5%，生铁154%，钢材183%，水泥76.2%，汽车189%，金属切割机床183%。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是促使投资高增长的另一个诱因。城镇化过程是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变化调整的过程，其结果反映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向重工业化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处于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过渡时期，对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也处于上升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投资、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多重动力作用下，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城镇化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型”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我国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稳步增长。“九五”时期，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7007亿元，年均增长20.5%，“十五”时期，达20634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95倍，年均增长25.4%。1978-199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7.9%上升到26.4%，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1990-2004年年均上升1.08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镇发展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职能等级的提高和功能的完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盲目攀比，把推进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加强城镇建设，存在以行政手段推动城镇化的倾向，提出过高的发展目标，追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扩张；有的城镇重城市形象建设，不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的城镇大拆大建，不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和特点，城镇面貌千篇一律。这种城镇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盲目和粗放型倾向，一方面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也人为加大了城市投资规模，对本已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建设投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区域经济差距为扩大投资提供了机会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区域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经济差距的增大就不仅不会促进整个经济增长，还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阻碍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从东部沿海的改革开放，到“九五”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十五”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基本上是符合这一基础理论。

 

　　不同时期的区域投资增长速度也基本体现了区域政策的重点。在“六五”至“八五”时期，由于国家实施东部沿海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东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其他区域，尤其是“七五”期间，东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是其他区域的近两倍。“九五”时期，国家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投资重点逐步向西部倾斜，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区域。“十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为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见表7）。今年1-6月，中部地区投资明显加快，6个省份中有5个省的投资增速超过32.0%。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3个省的投资增速都超过32.0%。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强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1-6月，农村投资同比增长21.8%，加快5.5个百分点。

 

　　表7：不同计划时期各区域投资增长速度（%）

 

地  区	“六五”时期	“七五”时期	“八五”时期	“九五”时期	“十五”时期
全国总计	25.7	16.5	36.9	11.2	20.2
东部地区	28.7	21.0	40.8	9.3	19.7
中部地区	27.2	11.9	32.1	14.1	21.5
西部地区	18.9	12.2	33.6	16.0	22.2
东北地区	21.0	14.9	32.3	9.2	20.0

 

　　四、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不良后果

 

　　多年来，我们走的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它的优点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迅速扩充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2004年12月，中央决定对经济增长战略进行根本性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以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取代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为什么要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就在于这种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而且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

 

　　（一）使部分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从短期看，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支配下，投资过快增长引起投资品、能源等部分物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紧张，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从长期看，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部分行业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部分行业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使得靠高投资维持的高增长难以维持，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例如，钢铁行业，2005年底生产能力4.7亿吨，产量只有3.52亿吨；电解铝行业，生产能力为1030万吨，闲置260万吨；焦炭行业，生产能力2.4亿吨，在建1.18亿吨，全行业亏损；汽车行业，生产能力868万辆，已过剩200万辆；电力行业，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千瓦，在建规模还有3亿千瓦，已明显超过社会需求。从过剩的行业看，大量建设的恰恰是技术含量不高，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严重的行业。一方面，过剩的产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支撑这些行业发展需要进口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容易受制于人，难以维系。

 

　　（二）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了金融风险

 

　　由于我国银行经营业务较为单一，过度集中于信贷业务，银行自身具有放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在我国金融行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缺乏其他融资渠道，投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系统。如果企业一旦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系统就会出现危机。由于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一些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滑，盈利能力下降，其偿还银行债务也就很困难。特别是从长期看，过度投资加大了金融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值得汲取。

 

　　（三）增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

 

　　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意味着机械设备以及其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投资品的高增长又与能源需求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比）为0.6，而在过去五年间，该指标却几乎翻了一番。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约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2000年以来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三分之二，到2005年煤炭消费量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我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高消耗的增长还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第二，多个城市位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

 

　　（四）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投资快速扩大的同时，必然导致消费增长相对迟缓。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印度的2.5倍，但由于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过低，我国人均消费仅比印度高三分之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居民福利，但就此而言，我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了。

 

　　另外，相对而言，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速度较为缓慢。1978―1993年间，我国的就业年均增长2.5%；而1993―2004年间，就业年均增速刚刚超过1%。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同行业吸收劳动力的程度不同。与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相比，生产投资品的钢铁工业等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单位资本需要的劳动力较少。

 

　　五、其他国家的经验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可以把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和完善，自然实现这一转变。这种转变方式的典型是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这一转变。

 

　　1930年代之前，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并结合其它相关政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虽然政府采取了通过干预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所提升，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的主导地位。70年代出现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发达国家又相继采取了自由竞争的政策。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历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消费主导经济。随着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完善，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经济周期明显加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主导经济具有很多优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提升国民福利水平。

 

　　我国经济目前所经历的高增长、低通胀属于东亚模式，而且正经历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曾经经历的阶段。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有助于吸取经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里，以日本为例分析这类经济转换方式。

 

　　日本从1955-1973年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阶段，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使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基本上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高积累和高储蓄支撑了日本的高投资。1952-1970年，日本的积累率高达33.7%，日本的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1955年为9.2%，1960年为14.9%，1970年为19.9%，这一指标远远高出同期欧美各国的水平。

 

　　表8：1966—198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

 

年份	经济增长率	投资率
1966	10.5	27.6
1967	10.4	29.4
1968	12.5	31.4
1969	12.1	33.2
1970	9.5	35.4
1971	4.3	35.4
1972	8.5	35.8
1973	7.9	37.4
1974	-1.4	34.4
1975	2.7	33.0
1976	4.8	32.4
1977	5.3	32.0
1978	5.2	33.0
1979	5.3	33.0
1980	4.3	31.6
1981	3.7	31.5
1982	3.1	30.8
1983	3.2	29.7

 

　　随着1973年以后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经济也结束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期。在这段时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加速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通产省也改变了过去追求高增长的产业政策，转而提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重视污染和环境问题等政策，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率逐渐下降，消费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973-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4.3%，接近高收入国家经济的增长率。1970-1980年，经济增长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为71.2%，从而使日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日本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过去几十年持续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并产生大量的银行呆坏账。

 

　　纵观日本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和教训。其成功经验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应该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采取措施，通过政府积极引导，主动实现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其失败教训是：长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许多限制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在政府引导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