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带动农村的“自然性”与“强制性”测度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我国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协调两者的关系，涉及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一是改革开放前的农业支援工业。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工业化的初期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了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快速发展，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公社组织体制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措施，从农业、农村吸取大量产品和劳动力资源。据统计，1957～1977年，国家从农村吸取资源达6000多亿元。我国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依靠从农村吸取资源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据统计，1957～1977年，农民收入每年增长不到1元钱。到1978年，农民年入均收入只有60多元，还有近1／3的农民未实现温饱。当时的农业支援工业，不是因为农业剩余而产生的，而是在政权力量作用下的农业贡赋.属于超经济强制。农业支持工业在城市的集中发展，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服务城市。197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第二次工业化及相伴随的大规模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和农民贡献出了大量的土地、劳动和资本。有资料显示，仅仅依靠政府征地，农民的土地贡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每年约有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和企业：同时，累计有2万多亿元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由于生产要素大量从农业、农村流向城市和工业，使城乡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2.20：1扩大到2006年的3.51：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三是当前的城市带动农村发展阶段。基于不断扩大的城乡发展差距，2004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统筹城乡发展。2006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年提出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地区。这表明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已成为当前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重要战略。从现实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其理由是：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2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业；国家财政收入能力显著增强，过去28年里，人均财政收入增加了24倍。农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大幅度下降到2006年的11.7%，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6年的43.9%，非农业就业超过50%。这表明我国已具备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城市正处于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协调城乡关系，不仅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致富农民、发展农村的必然选择，而且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与社会进步、优化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
　　
　　一、文献综述
　　
　　基于城乡关系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城乡关系逐步成为国内外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石玉顶，2005）。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提出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应该说这是西方经济学最早开始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思想。自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后，循着这一思路经济文献中又出现了若干模型。[61718191上述理论基本都认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是经济进步的主导力量，农业、农村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城市和工业部门，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农业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随着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国内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也逐渐增多。较早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观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城市带动农村的方式和城乡互动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大致包括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融合和网络化模式。
　　城市带动农村的思想虽然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中有所蕴含。但已有文献主要从城乡互动发展角度研究了城乡协调发展路径，而并没有集中深入讨论城市带动农村的机制与路径选择。在目前我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机制和实现路径，已成为当前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此，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在推进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工作中提供一整套理论分析与政策框架。
　　
　　二、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机制
　　
　　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成效，既取决于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又取决于农村对城市带动的承接能力，更取决于城市带动农村的机制是否畅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机制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渠道、方式及其作用关系的总和，表明了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从理论与现实来看，城市主要通过四个机制来实现对农村的带动。
　　
　　（一）就业带动机制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从根本上要依靠收入增长，而收入来源于就业。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依靠农业自身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农产品增产、农民收入反而下降”的逆行趋势。根据农业部的测算，如果按照人均可耕土地0.85公顷计算，我国耕地可承载的农业劳动力为1.96亿人，而在现有的近4亿农业劳动力中，即是说还有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农业部门同样存在着刘易斯（1954）所揭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无限供给的富余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的强制性投入，不仅阻碍着农业中的技术进步（洪银兴，2007），而且也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业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转移富余劳动力。顺利实现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核心机制。城市可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就业，实现农民的非农收入增长，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二）产业带动机制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关键取决于城市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带动农村可通过城市产业带动来实现。一方面。在城市做大、做强涉农产业，既可以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生产资料。促进农业、农村的资本积累，又可以为农产品在城市销售提供可靠的销路，有效规避农业的市场风险，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另一方面，一部分城市产业逐渐向农村进行梯度转移，将城市部分涉农产业逐渐布局到乡镇和农村，既可促进农村城镇化，又能加快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升级，、由此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城市对农村的产业带动会产生就业效应、市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即城市成长起来的产业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而且可以为农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销路，还可以转移一部分城市产业到农村，通过促进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要素带动机制
　　
　　要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要素投入尤其是先进生产要素投入是关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生产要素越多，越先进，生产能力就越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之所以相对落后，就在于只有土地和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有文化、有能力、强壮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这两个简单的生产要素。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状态最为重要的是获得改造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要素。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进生产要素。诸如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从何而来?当然只能来自城市。现代城市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如果城市的先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能够实现部分向农业和农村输送，并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扎根创业，就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农村发展的能力，提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质量。因此，在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中，要素带动机制是最核心的机制。但是，实践证明，阻碍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的根本原因在于投入农业、农村的资本报酬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只有在农业、农村预期收入提高时，农业、农村才有能力吸引城市要素进入。
　　
　　（四）信息带动机制
　　
　　当今我国农村已融入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开放体系中，但农民组织方式仍然是以小农户为基础，农村形成了社会化小农经济。阻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农村领域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致使农产品信息交易成本过高。农业和农村要发展，需要及时解决农业、农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农业和农村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市场信息。城市是现代信息产生的源泉和集散地。城市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渠道，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各类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改变干百年来农村封闭社会的格局，从而提升农村信息化、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
　　
　　三、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路径
　　
　　路径依赖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它主要回答城市带动农村到底选择什么途径。到底依靠什么力量来推动。从理论上讲。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下的“自然带动”路径；二是政府机制作用发挥下的“强制性带动”路径。
　　
　　（一）“自然带动”路径
　　
　　由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城市对农村的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