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的分析
从1776年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可将其大致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四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于投资有效需求的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以Romer P(1986)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与Lucas R(1988)的《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篇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局限,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传导机制,就是研究国际贸易投资如何通过一些经济变量影响经济增长。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经济系统如何内生地决定经济的持续长期增长,研究方法是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引入数学模型,并且量化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代表着一类研究思路,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型,量化后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也很多。但被引入增长模型的要素必须满足或是能促进劳动、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能使其边际收益不会递减;或是能促使资本形成,投资增长在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时能增加产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着重研究技术变化是如何内生地被决定,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 (R&D)、开放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和垄断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有AK模型(以生产资本积聚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R&D-Based模型(技术进步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ED模型(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二、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呈现双向促进高度融合为一体的,是通过影响其中一些变量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FDI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起始于Chenery & Strout的“双缺口模型”,验证FDI能否通过资本积累来弥补东道国的“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要解决的问题是外资是否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是否比国内投资更有效率?但如果不考虑外资的扩散效应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资本积累也无法解释外资流人并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当前中国这类现象,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研究重点从资本积累作用转移到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对东道国经济的扩散效应。因此在研究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就要分析国际贸易投资通过一些中间变量对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形成的传导机制。
1.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生产率提高包括劳动生产率(更高劳动力素质)和资本生产率(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的提高。因此,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资本生产率的因素都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这些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溢出效应、教育、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等。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采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主要通过创新和技术转移,可用R&D投入度量创新指标。技术进步有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动的英美模式;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日韩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主要通过FDI来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国际贸易投资有促进创新的作用,在FDI进口贸易发展的条件下,无论进口资本品或消费品都会与本土企业展开竞争,这将迫使国内企业通过增加 R&D投入等,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出效率的提高。出口贸易使一国直接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将刺激国内的创新活动,还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进口一些重要中间产品如关键设备;同时也增加了模仿机会,对标准产品“反弹琵琶”,使R&D成果通过出口贸易在各国扩散。Coe和Helpman对20多年来世界R&D的扩散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研发经费每增加1%则发展中国家平均TFP会提高0.04%;西欧和日本研发经费每增加1%则发展中国家平均TFP分别会提高0.02%和0.01%。国际贸易投资使发展中国家(地区)能通过技术贸易购买比较先进的技术,尽管与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但对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可起到积极作用,企业在使用进口先进设备或更高质量中间品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会因投入要素的质量提升而使得其技术水平得到相应提高。
(2)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指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产生的间接影响作用。FDI企业以其经营、管理、市场、技术和人才等垄断优势可帮助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直接面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会产生更高的效率。东道国可以通过FDI企业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培训效应等溢出效应传导机制,提升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3)教育。教育水平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决定因素。国际贸易投资规模可以代表一国对外开放度,开放度高的国家能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观念、教育方法等,这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出口贸易有利于提升国内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使所有厂商都受益。
(4)专业化和规模经济。Smith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专业化经济使分工水平不断演进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形成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内生比较优势,扩大了市场容量,反过来又刺激分工演进,提高分工水平,这一正反馈过程表现为劳动者生产率提高、收入不断增加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而FDI、出口贸易使各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
2.要素投入的增加(资本形成)。要素是指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为生产函数经单位化处理后,单位劳动产出可以用单位劳动资本存量的函数来表达;劳动较资本更具易得性;因此只讨论影响资本投入的因素。资本形成机制主要包括储蓄供给机制、投资需求机制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家Harrod和Domar认为,储蓄率决定了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因而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两个(另一个是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忽视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转化过程取决于金融中介机构和投资动机。凯恩斯主义认为投资需求并非事前储蓄而由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共同决定,储蓄只有在有投资需求时才会转化成资本,储蓄供给只代表着可用于投资的实际资源,决定了一国资本形成的潜力,随着资本全球化,储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大大下降。国际贸易投资之所以从资本形成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在于FDI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形成,而出口贸易的发展则是最好的投资需求机会。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特别是一些重要中间产品的进口,也有促成资本形成的作用。
三、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限制条件
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对某些传导限制条件研究使我们更清醒认识国际贸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一个国家(地区)由其外生或内生禀赋所形成的吸引FDI动机是否有对其不利的问题?Harrison(1994)在对委内瑞拉的研究表明,由于高效率的跨国公司占据了相当市场份额,使得本土企业生产率受损,因此产品主要内销的 FDI企业更容易损害本土企业的利益。Young在对中国国内361家FDI企业的研究发现,有26%的FDI企业投资动机是看中中国国内市场,有49%的企业看中廉价的生产成本。e因此,一个国家(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容量、要素价格、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等都是影响FDI流人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禀赋吸引的FDI在质量作用上是不同的。
2.溢出效应的条件应用。Romer(1990),Grossman & Helpman(1991)建立的关于消费品品种增加与经济增长模型,Borensztein的增长模型认为单纯的 FDI并不直接产生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如何。也首次运用人力资本存量这一指标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其研究结果表明 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才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还存在“临界水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Young(1997)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国家的FDI技术溢出程度是不一样的,技术溢出的吸收除了与人力资本存量有关之外,还同FDI与本土企业采取的合作方式(如: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等)、FDI企业的经营行业等因素有关。国内学者黄凌云用16个国家11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投资的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国外R&D溢出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必须与一定的国内研发水平相结合。
3.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证实,可能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造成的。一些学者经研究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经济开放度、技术缺口、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行政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因素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Alfaro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能使东道国的企业支付技术转移而投入的成本;Markusen & Venables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来考察FDI促进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Coldsmith & Sporleder(1999)则进一步从“前向链接”和“后向链接”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外,FDI对经济增长的技术传导机制取决于初始的“技术缺口”。如果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技术缺口越大,就越容易利用技术外溢而实现赶超。Kokko对墨西哥制造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外溢的发生有赖于初始的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缺口。
4.国际贸易投资对创新的约束条件。国际贸易投资能促进本土企业创新,但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如中国在非盈利性质的高校和科研机构,R&D成果很难转化;企业的R&D投入缺乏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的支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企业的研发成本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国际贸易投资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只有在具备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地区)才能发挥作用。
5.关于国际贸易投资政策对FDI外部性影响问题。Balasubramanyam的研究表明,FDI在实施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国家比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效率更高。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溢出效应、教育、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等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但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结构、人力资本存量、吸收能力、较完善的金融中介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等等,有时甚至对经济增长还有负作用。因此国际贸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只能够实证地加以评价。但是经济增长是受到众多变量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国际贸易投资是通过影响其中一些变量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FDI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分类特征,不同时期流入一国的FDI,同一时期流人一国不同地区行业的FDI,就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和波动,如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是造成外资在这两个地区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重要原因。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国际贸易引起经济增长,但也有是可能非国际贸易因素引起经济增长,产出增加引发了国际贸易。因此,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所具有的地域、行业等分类特征和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复杂性,使得总量线性分析的经济计量检验模型的结论粗略而缺乏现实解释力,而且不同检验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甚至自相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缺乏科学性和实际可操作性。这就使对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更为细致具体的分类的实证研究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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