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与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研究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特征,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迅速发展,全球化中的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南京传统的外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主要措施有:大力培育高级要素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开展加工贸易,鼓励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使南京经济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
关键词:利用外资,开放型经济,要素分工,模式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稳步增长,结构不断改善,外资外贸在南京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同时应该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不是开放型经济的全部。开放型经济的本质是一国(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各国各地区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积极参与要素的跨边界整合,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分工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随着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竞争力状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将主要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角度,结合当今国际分工的最新发展趋势,分析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代国际分工的最新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分工和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要素分工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分工的格局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别之类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产品为界限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为主,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最终产品。但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商品与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的技术与制度障碍不断减少,极大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个完整产品的生产过程不断细化为众多的生产环节,产品生产的迂回环节增多、过程延长,而国际间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迂回生产环节的全球部署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在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纷纷实行全球复合一体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布置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的完整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以充分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各个环节的要素优势。要素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最新特征。区别于以产品为边界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是以要素为界限的产业内或产品内的环节、工序的分工。要素分工的发展使得当今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态势:
第一,要素分工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整合。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条布置中,各个环节的增值能力不一,总体上研发和销售服务两端的增值能力大大高于中间生产环节,呈现所谓的“微笑曲线”。进一步地,在生产环节,上游关键零部件与中间产品环节因其相对较高的技术含量,增值能力又高于下游的生产与组装环节。在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决定于它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而这又取决于其在某个生产环节上所拥有的要素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二,在要素分工中,跨国公司为了赢得竞争力,纷纷实行了“归核化”战略。跨国公司往往专注于核心的产品研发与销售服务环节,以及采用垂直一体化的方式从事部分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而把非核心的生产加工环节采用虚拟一体化的方式“外包”给其他生产厂商或实行全球采购,这样跨国公司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研发和服务环节的要素优势,创造技术领先的核心竞争优势,又可以利用全球范围内生产环节的低成本要素优势,从而确保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归核化、外包的发展导致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表现为精密零部件、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则是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比重持续提高,并逐渐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最接近市场以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也不再局限于母国,研发本土化、全球化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跨国公司的研发正在越来越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全球研发活动最多的公司中一半以上已经在中国、印度和新加坡进行研发活动,在华外资研发机构2005年约有700家。跨国公司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拥有世界近1/3的技术人才,研发活动在新兴国家进行日益现实。2005—2009年,中国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研发活动目的地。
2.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趋势。要素分工得以进行的主要手段是跨国公司依靠国际直接投资来进行的。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虽然发达国家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居主导地位,但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优于发达国家,外资流人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几年的《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量下降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下降59%和14%,前者下降的比例远超后者;2003年,发达国家下降25%,发展中国家却上升9%;2004年,发展中国家强劲上升40%,发达国家却下降14%,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因为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量的增加而总体上升。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人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40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还显示,2006到2008,中国仍是对跨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2005年,中国吸引外资724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再次成为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截至2005年底,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累计投资6000亿美元,企业53万多家,留存外资2455亿美元。但同时,中国外资来源地主要还是以亚洲十国/地区为主,2003年这部分外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63.34%。鉴于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占90%的主导地位,且中国流人的外资中至少有1/5(有的估算达30%)是国内资本为了享受外资优惠而到国外“roundtriping"后回流的“假外资”,因此,中国利用外资的高潮还远来到来。在中国未来的利用外资中,哪个地区能够在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取得优势,其开放型经济发展就可能有大的跨越。这对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大中型企业较多的南京而言意味着机遇。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产业分布上,服务业在跨国投资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1990—2002年,服务业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由不到50%升至60%,而初级部门由9%下降到6%,制造业由42%降至34%。服务业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产业,占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在服务业内部,尽管外国直接投资还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但其流量占比已分别由1990年的65%和59%大幅下降至2002年的47%和35%,而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增长迅速,电信、仓储和运输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值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增长了9倍。服务业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的领域,有利于健全利用外资的产业基础,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
第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是居主导地位的投资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技术创新加速所导致的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和研发风险加大,跨国公司为了进一步实现其全球经营战略,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获取最大利润,加速了并购重组,导致跨国并购的增长率及交易额急剧增长。根据《世界投资报告》,近20年来,全球范围的并购金额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著名金融数据公司Thomson Financial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超过2.5万亿美元,创21世纪以来新高,发生在90年代末的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仍在延续。就跨国并购发生的区域看,90%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占FDI流入量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10%提高到目前的33%。跨国并购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制造业,制造业领域进一步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则主要集中在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行业。
在全球并购中,虽然相关统计显示外资在中国的并购额在2005年仅占其对华直接投资额的10%,但伴随在华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化日益发展,中国正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并购的市场,并购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橡胶、医药、家电、机械等制造行业以及金融、物流、零售等服务行业,并购的目标主要是行业内的大中型国有、民营龙头企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目的在于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对所在行业的影响或控制力、获取更高利润。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保证足够竞争条件下的跨国并购有利于我国企业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利用其营销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并提高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
第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注重产业关联,投资与产业集群相互促进。注重产业关联成为当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特征。一方面,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东道地时,非常注重考察该地关联产业特别是后向关联产业——供应商的发展情况,因为健全的东道地关联产业有助于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就近采购,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生产规模的迅速成长。因此,凡是关联产业比较齐全的地区对跨国公司投资往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对所在产业的控制力,跨国公司在实行产业外包的同时,又存在另一个动向,即在对外投资中从单项投资向系列化投资转变,跨国公司不仅向单独企业进行投资,而是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进行纵向的产业链投资或对相关联的企业、行业进行横向的产业链投资,以形成完整的地区生产网络。有的跨国公司还以制造业为基础,向金融保险、商业物流等领域进行渗透。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注重产业关联的结果是促进了东道地的产业集聚,助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产业集聚除了跨国公司自身投资的结果外,还在于其投资吸引了原有的配套协作厂商相继跟入,并催生当地中小配套厂商。产业集群的发展使当今产业发展呈现全球化与区域化并举的局面。全球化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而区域集群内的弹性生产系统、区域创新网络、交易的便捷等则有助于强化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已成为当今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有的专家称为企业生态环境,它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的重要依据。
注重关联、系列化投资同样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它们纷纷通过增资扩股或投资新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加长投资产业链,使中国从过去处于边缘地带的组装基地逐步上升为生产加工基地,全球供应链的“节”、“点”在中国不断延伸和增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并使投资逐步从生产环节扩展到上游的研发环节和下游的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等服务行业,出现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中心一体化趋势。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如苏州、昆山IT产业集群),提升了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降低了跨国公司投资生产的后续成本,促进外国投资的“根植化”。通过产业导向培育产业集群已成为先进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
国际分工和国际直接投资格局的变化需要南京利用外资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南京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状
从开放型经济要求要素的双向流动角度考察,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应是南京开放型经济的两个方面,但对外投资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目前尚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本文主要从利用外资方面分析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应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开放型经济领域的竞争也主要体现在利用外资方面。
1.南京利用外资的成就。自1984年批准设立第一家外资企业至今,经过长期的积累,南京在不小程度上弱化了利用外资方面的制度障碍和后发劣势,进入21世纪以后利用外资走上了快车道,外资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大。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外资规模增长较快,外资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外资规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基础。随着20世纪90年代南京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南京利用外资近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见表1)。
表1显示,2001-2006年,南京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对于苏州、无锡而言,增速不相上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南京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大,经济国际化程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迅速发展使得南京的三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根据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2001-2006年,南京市三资企业出口额由11.49亿美元增长至77.26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提升至44.5%,对南京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见图1、图2)。
(2)跨国公司投资增加,大项目增多,有助于强化南京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优势。南京利用外资虽然起步晚,但其雄厚的加工制造业基础、优越的区位优势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对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吸引力,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投资方兴未艾。根据南京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统计,截至2006年6月,来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58家,投资项目整整100项,投资超过80亿美元,单项投资规模平均超过8000万美元。来宁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日本、美国、欧盟以及韩国,投资项目中77%是制造业项目,投资领域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这些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投资方向基本与南京的支柱产业相一致,有利于南京支柱产业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3)投资产业和区位相对集中,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培育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利用外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有助于南京建设国际制造业中心“第一方略”的实施。外资在南京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投资所涉领域日益增多,同时具体的行业投向又相对集中。根据统计,目前南京36个行业大类中30多个行业有外资投入,外资企业数居前10位的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业以及金属制品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是南京的支柱产业或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外资进入有助于产业配套的加强和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外资主要集中于各类开发区,有助于产业集聚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开发区是吸引外资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重要场所。在南京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中有50%左右集中于省级以上开发区,特别是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成为南京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载体和产业集聚地,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特色。同时,跨国公司在南京的研发中心也主要集中在这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和鼓楼高科技园。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在南京设立的研发机构共有23家,其中,位于这五家园区的就有16家。(见图3)
另外,南京近年来在服务业领域吸引的外资也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商贸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兴办独资企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外商独资占南京2003-2005年各年新签利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66.6%,78.7%和81%,呈明显的上升态势,显示了外资企业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
2.南京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在利用外资方面,南京一方面存在国内的普遍性问题,例如利用外资平均规模偏小;一、三产业投资不足,且第三产业主要投向商业和房地产,生产性服务投资滞后;投资方式近年以“绿地”型独资为主,与国际通行的投资方式不一致等等;另一方面,相对于长三角等先进地区而言,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突出问题。
(1)利用外资总体规模与先进地区差距拉大。从表1看到,虽然纵向上南京近几年来利用外资的增长率与苏州、无锡相比,总体上并不落后,甚至某些年份表现还优于后两者,但从实际利用外资的绝对规模来看,南京与后两者特别是苏州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表1显示,2001—2003年南京与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差额分别为21。2亿美元、33.12亿美元、45.96亿美元,新统计口径下,2004-2006年的差额分别为30.11亿美元、36.98亿美元和44.7亿美元,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从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方面看,2001年至2004年,南京的FDI业绩指数都大于1,说明南京市吸引了超过了其GDP规模的FDI,基本上符合南京市的总体经济规模。而2005年的FDI业绩指数下滑至0.82,2006年更是达到了近几年的最低点0.76,这与整个长三角地区由于土地审批等问题导致的外资流入速度放缓有关,但与苏州、无锡相比,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与南京作为江苏省会的地位不相符,FDI业绩指数表明现阶段南京市吸引FDI工作依然艰巨,未来形势严峻(见表2、图4)。
(2)在利用外资的产业集群方面,相对于苏州而言,南京存在不小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发区产业集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区是与产业相关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政府服务、社会中介机构在区内的集聚。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两个园区不仅相关产业配套齐全,而且发展之初就进行了全面规划,区内政府与社会公共服务、学校、生活设施等齐全,不仅降低了厂商的生产经营成本,而且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生活成本,对外资企业及各类人才产生了巨大的吸附力。而南京新城区建设与开发区建设明显脱节,四大国家级开发区生活功能缺乏,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与员工生活成本;同时,南京的四大开发区除了化工园区产业特色明显之外,另外三者之间错位经营不清,招商引资缺乏针对性和协调性、恶性竞争,产业集聚氛围不足,开放型经济发展载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第二,缺乏足够的引领产业集群发展的大的龙头企业。苏州和昆山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具有突出的集群效应。他们通过在开发区吸引产业链条长的跨国公司进入,带动与之相配套的外资中小企业跟随而至,逐渐促成区域生产配套网络,产生产业发展的“滚雪球”效应,使众多企业围绕核心企业相继发展起来。例如,苏州新区IT产业内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人驻不仅发展起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了中外配套企业的发展,而且加强了区内外的竞争与交流,使新区开放型产业集群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一些跨国公司还陆续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强化了产业优势。昆山台资IT产业集群、自行车产业集群的发展也都是通过引进一个大企业带动一批配套企业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外资大企业带动的产业集群已成为苏州、昆山投资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南京也产生了一些现实的产业集群或集群雏形,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平板光电显示集群与生物医药集群、江宁开发区的汽车整车及配套件集群、化工园区的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集群、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软件与系统集成研发集群。但相对苏州而言,南京几个集群内的跨国公司除少数以外,鲜有世界一线品牌,其落地南京难以引起苏州、昆山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跟随效应,某些集群如医药产业集群则缺乏核心项目,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难以取得产业竞争优势。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南京几个开发区的某些产业实际上处于有集聚而无集群的状况。
第三,在私营企业利用外资以及配套产业集群方面,南京也大大滞后于苏州、昆山等先进地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是苏州、昆山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清华大学台研所昆山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的调查,在当今成本竞争的年代,在昆台资企业中100%的传统制造加工企业和90%的技术密集型企业都有让当地私营企业为其配套的欲望,并根据当地私营企业的配套能力逐渐地将原先在台湾、日本等的配套产品转移给当地的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与台资企业配套,昆山市政府积极鼓励。仅2002-2003年全市54个重点技改项目中就有70%是为台资配套的,技改投入约10亿元。近几年昆山每年对私营企业保持100亿元的巨额投入,2006年底私营生产企业达到1.9万多家。私营企业与台资等外资企业的互动取得了双赢的效果:本地化使台资企业可以实行即时采购,真正做到零库存,降低了台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帮助台资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在与台资企业的配套中,按对方要求改进技术和管理,从而快速成长。私营企业配套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巩固了苏州、昆山的产业集群,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当地根植性,确保了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苏州、昆山相比,除少数高科技企业外,南京私营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传统的服装、食品、饮料等行业,与外资的配套能力差,两者基本在两条线上运行。这不仅制约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而且也影响了已进入外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南京是全国科技人才比较丰富、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基础厚实的城市,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却低于全省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2002年甚至比重下降,这类产品在本市缺乏高效的配套能力和产业集群的支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在利用外资方面,苏州、昆山和无锡等先进地区通过产业集群的培育已经在IT产业和利用台资、日资方面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地域特色和地域品牌,极大提升了所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无形资产,降低了外商选择投资地和东道地吸引外资的交易成本,增强了东道地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产生了良性循环。截至2006年末已有113家世界500强企业到苏州投资了349个项目,到昆山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达到52家。南京还远没有形成相应的地域品牌。
三、南京调整利用外资模式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策建议
1.继续切实改变投资环境。南京投资的硬环境包括区位优势已不构成吸引外资的障碍,但在软环境上与苏州、昆山、无锡等地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全球范围内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制度竞争异常激烈,投资软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实施与兑现程度。虽然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南京通过诸如全城开放的大讨论等一系列官方和民间活动促进了全民观念的更新,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制度规章使投资软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因传统因素,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中的服务意识与苏州、昆山比仍相对淡薄,衙门意识还较浓厚。例如在为外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以“企业有事咨询时,必须在两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或告知原因”为服务承诺,并严格执行;昆山开发区坚持“不向外商说不”,“不说不能办,只说怎么办”。这些举措让外商切身感受到浓厚的亲商氛围。在淡化行政权力、强化服务意识、树立“服务就是软环境”方面,南京还要进一步拿出具体的举措。
2.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不断创造要素优势,提升南京参与要素分工的环节和国际分工地位。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要素分工中所处环节主要是由要素数量与质量决定的。南京的要素质量决定了现阶段应该更多发挥熟练劳动和加工制造能力比较丰富的优势,与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相结合,大力开展加工贸易,借此融人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扩大贸易规模,获取国际贸易的静态与动态利益。
在要素分工中,跨国公司在东道地布置的环节的层次是由当地要素的层次、技术吸收水平所决定的。南京在开展加工贸易、积累资本要素的同时,应借助政府扶持、自身积累和利用外资等方式,大力培育高级要素,不断提高自身在要素环节分工中的地位。例如,在我国熟练技工人才普遍短缺的背景下,市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应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并鼓励开发区模仿新加坡的经验,通过技术工厂,多渠道培养高素质的、专门性技术工人与技师;在研究与开发要素方面,实行“官产学研”结合,对科研院所知识和技术要素的研发生产在WTO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予以积极的地方政策扶持,以鼓励外资向南京进行技术转移,直至设立研发中心。
3.继续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鼓励内外资配套,促进利用外资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改善投资环境的高度,为了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南京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应从自身的产业基础和国内外需求出发,制定和实施明确的产业导向政策,从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扩张到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作为开放型产业集群的载体,南京应对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出口加工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进行明确的产业特色定位,错位经营,有选择地优先鼓励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前去投资,并带动区内配套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特色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二是龙头跨国公司进入后,自我进行部分系列化投资,或者原有外资配套企业跟随而至,或者当地企业与之配套;二是当地有目的地先发展相应的配套企业,筑巢引风,最终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从降低东道地投资风险、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看,第一种模式效果好,但难度较大;第二种模式相对保守,但比较可行。南京有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基础,同时配套企业又相对薄弱,因此,应该两种模式并举。
为了鼓励薄弱的私营制造企业与跨国公司产业集群的配套,南京应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符合本地产业导向、与跨国公司配套的私营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带动外资企业在南京落地生根。
4.鼓励本地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培育壮大自己的国际竞争微观主体。针对跨国并购浪潮,南京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过适当评估,鼓励相关企业与跨国公司实行联合与兼并,直接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对在南京经济总量中比重很高、一直被有关专家学者解读为阻碍南京改革发展的部省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其管理不在南京市职权范围之内,但其生产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又是最具有与跨国公司对话资格的,对这部分经济我们认为,南京无权对其存量加以改革,但可以从流量入手,通过地方政府权限内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与跨国公司扩大合资合作、组建联盟,逐渐稀释国有经济在南京经济中的过高比例。
另外,在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宰,广大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我国不少地区(如山东省等)都致力于培育、支持各自跨国企业的同时,南京也应实施适当的产业扶持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大力培育自身未来参与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产业优势和公司优势。
最后,适应服务业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南京也应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吸引外资投资当地的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以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阶段对外投资在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地位,本文没有加以讨论,但从长远来看,南京对本地企业到国外开展跨国经营予以支持还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培养开放型经济发展所需的国际型人才,建立国际营销网络,打破国外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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