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发与FDI技术外溢的实证分析

　　摘要：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资发展迅速，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即海外研发投资是否促进了我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运用我国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量方程，通过“外资R&D介入强度”作为分组指标展开分组检验。回归结果证实海外研发投资有助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文章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海外研发，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跨国公司

 

　　一、引言

 

　　2002年以来，海外研发投资大举进入中国，外资在华研发中心以每年近200家的速度增加，至2005年底，中国内地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达750家(商务部，2005)。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迅速增加是否会促进外资在华技术外溢效应的扩大?还是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易与发展报告2006》指出的那样，“尽管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正迅速增加，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外溢程度仍然很低”；甚至如部分国内学者提出，由于跨国公司对国内研发资源的争夺，会构成对本土企业研发能力的“挤出效应”?纵观国内目前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分析，并没有将R&D活动纳入分析框架。从而无法正确评价海外研发投资的作用，更无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使得在理论上研究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FDI外溢影响的现实意义突显出来。

 

　　FDI外溢效应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时，首次提出了FDI外溢(扩散)效应问题。哈佛商学院的Caves(1974)则设计了对FDI外溢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的基本模型。20世纪80年代后，FDI外溢效应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持续完善。并成为国际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中最为集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尤其是在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机制方面，Caves(1974)、Mansfield & Romeo(1980)等从示范和模仿效应，也即技术差距效应；Wang & Blomstrom(1992)、Kokko(1992)等从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和竞争效应；Chen(1983)等从人员流动和培训效应；Lall(1980)、Rodriguez-Clare(1996)等从前向和后向产业联系效应角度开展了研究。

 

　　有学者对海外R&D与FDI技术外溢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Lall(1980)认为，外资R&D机构在与东道国的企业及研发机构的互动中，产生R&D外溢作用，东道国与跨国公司R&D机构往来越密切、跨国公司R&D机构与当地企业一体化程度越高，则产生的外溢效应越大。Baldwin et al(1999)从理论上阐释了R&D活动产生的外部性，认为R&D活动的主要产品是信息或知识，而信息具有公共物品所特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R&D活动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外溢效应。Fosfuri et al(1999)研究指出，外资R&D机构与东道国企业、研发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越是频繁，则技术外溢效应越为明显。还有学者对跨国公司海外R&D外溢进行过实证研究，如Mansfield(1984)通过对1960-1976年间美国15家化学和石油行业跨国公司数据的检验，指出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R&D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美国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生产率的影响是国内R&D投资对生产率影响的2倍。Monhnen(1990)对1963-1983年间加拿大制造业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外资R&D的收益率为30%，内资R&D的收益率为20%，且加拿大制造业产出增长的15%及全要素生产率的50%由海外R&D投资引起。

 

　　国内学术界对FDI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非常活跃，但对海外R&D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仍不完善，张建华(2003)、李蕊(2004)、杜群阳(2007)等采用了Ramirez(2000)的基本模型，运用分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途径进行了分析，但未能将外资R&D活动纳入分组指标。而目前有关外资R&D外溢效应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定性分析层面。如王德禄(1999)认为，跨国公司在华研究开发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研究开发管理经验，扩大了研究开发资金的获取范围，研究开发的外溢效应日渐明显，促进了我国企业增强研究开发力度。隆国强(2004)、张仁开(2005)认为，跨国公司R&D机构对于带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将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张岩贵(2002)指出，即使R&D活动一直保持在跨国公司体系之内，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在运营中，通过竞争压力、人才流动、技术联盟等多种途径，仍会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产生正面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负面作用，如宣海林等(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对我国技术引进战略的冲击和对策。刘钢等(2004)、林中萍(2006)详细讨论了跨国公司R&D机构在华技术控制及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消极影响。由于定性研究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因此显得缺乏说服力。

 

　　本文试图弥补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R&D活动是否构成FDI技术外溢的重要途径，以期为我国进一步优化引资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模型与数据

 

　　1.研究思路与基本假设

 

　　为分析海外研发投资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外资R&D介入强度”指标作为回归检验的分组标准。“外资R&D介入强度”是指外资R&D活动占全行业R&D活动的比重，可通过计算行业中三资企业R&D经费(或人员全时当量)占全行业R&D经费(或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得以反映。

 

　　我国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外资R&D介入强度有所不同。外资R&D介入强度高，则意味着该行业海外研发投入较大，更有利于内外资技术人才的交流、技术知识的传播，从而使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整体更高。因此，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外资在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受到外资R&D介入强度的影响，外资R&D介入强度越高，则外资的行业内外溢效应越大”。

 

　　围绕这一假设，本文的检验思路是：将1999到2003年我国制造业中28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量方程，通过“外资R&D介入强度”对28个制造业进行分组，然后分别对外资R&D介入强度高、低两组进行检验。如在不同组别间，反映外资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的系数估计值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分组的依据——“外资R&D介入强度”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有影响的。

 

　　2.基础模型

 

　　Caves(1974)提出一种简单并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检验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有效方法。Wolfgang(2001)将这种方法概括为“Association Studies”，即以一种国际经济活动为解释变量，检验该解释变量是否会促进国内技术产出(DTO)：

 

　　DTO=f(X，FA)+u

 

　　在Caves的研究方法中，国际经济活动就是行业中FDI的参与程度。之后国际上大量学者对此模型作了继承和改进，形成了主流的技术外溢经验研究方法，即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变形，引入国际经济活动变量，来检验国际经济活动变量是否能导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因变量——国内产出的增加。

 

　　通行的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外溢检验的做法如下：以Y_it表示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时间的产出，L_it表示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时间的劳动投入，K_it表示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时间的资本存量，A_it表示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基础的形式为：

 

　　

 

　　然后，假设i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A_it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参与程度有关，将国际经济活动变量引入上式。假设A_it是表示外资参与程度FDI的变量F_it函数，并以η表示其系数：

 

　　

 

　　引入新变量后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对上式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并加上随机扰动项μ_i，可以得到计量方程：

 

　　

 

　　如果LnF_it的系数γ为正并且显著，表示外资对行业内的内资企业具有正向的外溢效应，推动了本行业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LnF_it的系数γ为负并且显著，表示外资对行业内的内资企业具有负向的外溢效应，阻碍了本行业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

 

　　3.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2000至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01至2004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5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包括制造业的28个行业，数据时间段是1999年到2003年。时间段的选择考虑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素，1998年的数据没有三资企业的工业基本指标，因此本文统计从1999年的数据开始。同时，《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没有包括各具体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因此也无法将2004年的数据应用到模型中。

 

　　所有内资企业经济指标都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指标减去“三资工业企业”经济指标而获得。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年的产出Y_it用该年的“工业增加值”表示。本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衡量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年的劳动投入L_it的指标。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指标表示第i行业的内资企业在t年的资本存量K_it。本文认为外资参与程度应主要用人力资本加以衡量，因此，采用外资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例指标来表示第i行业在t年的外资参与程度F_it。

 

　　三、检验结果

 

　　首先，本文对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外资R&D介入强度进行了计算，并以经费比重为准由高到低排序，R&D介入强度计算的基础数据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

 

　　区分外资R&D介入强度高低组别的依据是同时满足“三资企业R&D经费占全行业R&D经费的比重高于35%”、“三资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行业R&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高于20%”两项条件。计算结果(表1)显示，8个行业，即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为外资R&D介入强度高组，本文将其标识为组1。分析该组行业，可以发现，外资R&D介入强度高的行业往往显现出极高的外资产品市场占有率，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外资市场占有率普遍达到60%以上。显然，外资针对中国市场开展了大量“市场适应型’’的研发活动，以提高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其余20个行业归为外资介入强度低组，本文将其标识为组Ⅱ。需要说明的是，外资介入强度最低的3个行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制造业，基本上是存在外资进入限制的行业。

 

　　其次，本文分别对外资R&D介入强度高的组及外资R&D介入强度低的组进行外资外溢效应检验，以验证上节作出的假设。在具体检验前，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以判断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构造检验统计量： 

　　

　　 

 

　　β_fe和β_re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估计的系数矩阵，Var(β_fe)与Var(β_re)为其方差矩阵；W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X²(K)，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不包括常数项)。若W具有统计显著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W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组I的Hausman检验统计量W=15.24，Prob=0.0016，所以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组Ⅱ的Hausman检验统计量W=2.90，Prob=0.4076，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按外资R&D介入强度区分的高低两个对比组，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表2)在外资R&D介入强度高的组I中，γ值为0.747；而在外资R&D介入强度低的组Ⅱ中，γ值为0.390，且所有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以下显著。

 

 

　　回归结果明确揭示出，FDI技术外溢效应在R&D介入强度高的8个制造业中更强，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本文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之所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即跨国公司R&D投资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的根本原因，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R&D行为，导致技术非自愿地向东道国企业扩散，进而促使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R&D机构，或服务于其全球化生产与市场网络，或是其全球化研发网络的一个部分；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存在业务关联的本土企业被间接纳入这一网络，这使得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更加紧密，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网络效应强化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检验结果中，外资R&D介入强度低的组Ⅱ中解释变量lnL前的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劳动投入增加，反而会导致FDI技术外溢效应减少。仔细研究这些组别所包含的行业数据可以发现：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该组某些行业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在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全部从业人员数”指标却呈现下降趋势，(如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说明在外资缺乏研发投入热情的行业，往往是国内企业进行了大量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密集程度而出现就业下降的产业。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以1999年到2003年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按照外资R&D介入强度高低对制造业进行分组，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各个对比组的FDI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外资R&D介入强度高的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大，外资R&D是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之一。检验结果带来的政策启示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当前中国引进外资应该更多的关注其技术含量，R&D投资比重较高的外资更容易带动行业中内资企业产出的增长，更容易发挥出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R&D投资比重较低、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的外资，其技术外溢的渠道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进一步出台具体措施鼓励已经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设在中国。

 

　　二是从外资R&D介入强度分析可以看出，研发投入高的外资行业体现出“市场适应型”特征，而研发投入低的外资行业往往是受到市场进入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外资在华加大研发投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针对中国市场进行“本土化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效应”，推动中国本土竞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然而，也应该注意到，外资企业过高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削弱本土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创新资本。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政府要密切关注在华海外研发投资的发展动向。

 

　　三是促进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海外研发投资的进入所可能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能否真正发挥，仍有赖于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这种吸收能力突出表现为良好的研发人力资本育成机制，富有弹性的研发激励机制，系统科学的研发管理模式等。

 

　　海外研发投资与FDI外溢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本文作出的探索仅是初步与粗浅的。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方向有：海外研发投资促进FDI技术外溢的具体途径，海外研发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海外研发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