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变迁对我国吸引FDI影响的实证研究(下)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我们分析了整个样本，并把整个样本时期划分为两段时期分别考察。从整个时期(1989—2004年)来看，城市化水平因素不显著，市场规模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余4个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除劳动力质量外，其余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第一阶段(1989—1997年)的回归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影响显著(其中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在1%的水平上显著，劳动力成本在5%的水平上显著)，各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均与预期一致。第二阶段(1998—2004年)仅有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的影响极其显著(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水平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具体分析如表2。

　　从整个时期(1989—2004)来看，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与其他因素相比系数也较大，表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以地区导向型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达到了将FDI引向特定地区的政策目标。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也同样证实了上述判断。由于我国吸引的FDI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机械、纺织业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水平含量较低，这类外资的主要投资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交通便利；另一方面能享受到大量的税收优惠措施，因此，在这一阶段政策效果明显。

　　而第二阶段的回归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反。也有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市场化程度高的时期或行政城区的税收优惠影响力会减弱(钟伟，2006)。我们认为，这种变化包含以下几个原因：从产业角度来看，FDI在制造业的比重一直较高，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技术含量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其追求低成本的动机并未改变，因此，FDI进入时会综合考虑产品成本、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为争夺FDI进入，因而尽可能多地给予FDI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外商在选择投资区位时无需关注税优惠政策，可以更多地考虑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从政策变化角度看，2000年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随后给予了中西部地区较多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但由于中西部的投资环境较东南沿海地区差，而且东南沿海地区现行的税收优惠程度甚至要高于后来给予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因此，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全国的比例由1999年的4.55%下降到2004年的2.87%，在第二阶段税收优惠政策就失去了对FDI的调节作用。

　　市场因素在整个时期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市场规模在FDI的投资区位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但分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因素GDP对FDI的影响系数由第一阶段的0.165下降到第二阶段的0.005，统计检验上也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关。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外贸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1991年占45.1%，1998年达到峰值56.9%，2000年所占比重为55.24%。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657.7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比重为72%，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比重为37.21%。

　　城市化水平变量在整个时期与FDI正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但是在第二阶段内，这一指标与FDI负相关。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城市采取了以“撤县并区”、“撤市并区”的方式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带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这种情况使得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见表3)。因此，在第二阶段出现了该指标与FDI负相关的情况，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城市化进程对FDI的影响。

　　结果显示，代表基础设施的货运量在整个时期和第一阶段都与FDI正相关，并且影响显著，这反映了FDI对投资地点基础设施的要求。但在随后的第二阶段回归中，货运量与FDI负相关，与预期相反。通过对货运量排序后我们发现，货运量大的城市多为沿海、沿江的港口或属于运输交汇地区。随着我国内陆城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在第二阶段时期，货运量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

　　劳动力因素对FDI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且劳动力成本对FDI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在各时期也是最大的。古典区位理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一些研究(Chen Chien Hsun，1996；鲁泓明，1997；Cheng & Kwan，2000)认为，外资希望降低成本，低工资水平对吸引FDI有利，工资水平与FDI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且人民币估值相对较低(杨晓东，2004)，我国劳动力成本与其他国家相比，不论在绝对水平上还是在相对水平上均较低。所以，我国各地区劳动力成本差异和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相比是很小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各地区劳动力成本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地区之间的差异对FDI的影响也就极其有限。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亚洲其他地区转移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工业化生产方式需要大量具备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在当时我国劳动力缺乏基本技能、工资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则反映出了劳动力技能高低。但是，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学历，因此出现了以在校生学生占总人口比例为代表的劳动力质量与FDI负相关的回归结果。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质量对FDI影响显著且正相关，这反映出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日渐提高。

　　为了进一步考查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其他有关变量在吸引FDI的重要性程度方面的变化，我们分别以6年为一时间段，逐年滚动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系数的估计结果参见图1所示，详细结果见表4。

　　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优惠与FDI的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税收优惠对FDI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减弱，在1993—1998年间降到最低，随后税收优惠与FDI负相关，并不断扩大。这一结果与前面我们分两阶段回归结果相一致。市场因素对FDI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只是在1991—1996年出现过负影响。市场因素对FDI的影响呈逐年减小趋势。城市化水平对FDI的影响有较大的波动性，由最初几年的负相关变为正相关，然后又变为负相关。基础设施因素对FDI的影响经历了前期的由正到负，在近几年又变为正相关的过程。劳动力成本对FDI的影响始终为正，影响程度在初期较强，并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来逐渐下降，近年来又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劳动力质量对FDI的影响则由最初的正相关转变为中期的负相关，再变化为近年来的正相关。

　　五、结论及预期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近20多年来，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地区导向型的税收优惠政策达到了将外资吸引到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目标，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使得当国家再次欲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外资引入中西部等较为落后地区时遇到了困难，这时的政策导向目标可以说基本没有实现，因而出现了近几年税收优惠政策因素与FDI显著负相关的情况。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因素和代表基础设施的货运量对FDI的影响愈来愈明显。由此可见，外商在我国投资动机仍然是以占领市场和降低成本为主，主要是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对劳动力质量要求逐渐提高。

　　因此，我们能预期到的是，以“两税并轨”为突出特征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尽管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会适当减少，但只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两税并轨”之后就不会对FDI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两税并轨”后，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平等的吸引FDI条件，但税收优惠政策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毫无优势可言。综合中西部地区在吸引FDI方面仍处于劣势的状况，可以考虑结合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条件及当地的需要，专门为中西部地区制订特殊的税收优惠措施，以缩小其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竞争差距。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将FDI引向特定的领域和行业，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新税法中统一的产业优惠政策将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