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偏好新自由主义 ？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学术界，主流经济学家也不能说算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以他们那似是而非的谬说，对这么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造成如此深重的损害。在这些谬说的背后不仅是对第一世界经济理论的病态嗜好，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立场在表述，而且更是代表一个纯粹消费者的群体，在肆无忌惮地表述独特的消费欲望，并通过影响重大经济政策系统地破坏中国生产者群体的利益和地位。

在小学算术里，加法所得的答案正确与否，可以通过移项做减法来进行验算，乘法可以用移项除法验算结果。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贩卖来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数据解释学，应该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加工和分配过程来验算；他们依据第一世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也应该用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来进行验算。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全球都是独树一帜的极端精英主义者群体，比中国的资本家更能体现“资本人格化”的特点。在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发展为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理论有三个特色极为鲜明：

1） 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主要表现是拒绝从中国的生产者的实际处境出发去考虑问题，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马上就能够获得国际先进水平消费品为出发点，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2） 第一世界理论嗜好：表现为白色教条主义或者“洋八股”，具体表现为在理论上推崇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和政策主张和实践上追随西方国家确立的针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竞争方略---“华盛顿共识”；
3） 浓厚的伤痕学术情结：表现为从“非毛化”出发，反对在中国进行一切基于多数人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制度安排，反对把多数人生存利益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当然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来认识，但是他们需要这种叙述作为体现自身意愿的表述路径，也因为如此，就很好的呼应了上面两者。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主要结论和政策主张方面出现高度的一致性，他们不仅拒绝考虑中国生产者的实际处境，而且坚定地否定中国多数人的利益，否定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在一切问题上他们都坚决反对做任何关于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最后走到了在事实上反对增强民族企业的实际竞争力这一事件本身。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既不能解释中国的过去，也不能用以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又不能指向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洋八股”。唯一的作用只在于：做为一种纯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提供合法性辩护。

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陷入这三重局限，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他们的主张不仅直接反对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对中国的民族产业资本的利益也完全不予照顾，只有官僚买办资本、金融投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才是他们愿意为之服务的，因此在一切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上，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向人们输灌了极端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乃至政策主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不是因为智力不足，而是出于“私欲之蔽”。他们执着地宣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宣扬能够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学术观点，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职业利益和“纯粹消费者立场”刚刚好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高度一致。

主流经济学家的“洋八股理论”，严重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言说

“资本与劳动的均衡”是“效率优先”能够最终带来“社会公平”的全部依据。而“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其实现条件是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存在，资本过剩会带来平均利润率下降，劳动力短缺则能够带来均衡工资率上升。中国没有“资本与劳动的均衡”的实现条件，因为今天中国的产业群体已经普遍地“边缘化”了，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而中国的劳动力又呈现无限供给态势，使得今天中国工人的工资率急剧下滑，从打工者的处境看，均衡工资率已经达到了不能维持劳动力生命的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里，绝对强调所谓的“效率优先”只能是加剧社会经济分化，甚至带来社会分裂和阶层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对立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已经不是什么轻飘飘的“社会公平”，而是“社会稳定”这样的严峻问题，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在理论中不能抛弃“公平”视野，实际上中国只有公平才能实现政治稳定，从而稳定地保证“效率”实现。

在欧美日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均衡”，一方面是通过扩大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利益输送来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快速实现了资本的总量过剩，使得平均利润率下降；同时在另一方面通过国界限制和种族文化歧视等方式遏制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在中心地区局部实现了劳动力短缺。在少数殖民地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是通过接受密集转移出来的第一世界的夕阳产业，而迅速实现劳动力短缺的，其资本积累过程由于本身是殖民地（殖民地的政治特点就是主权不完整，成为第一世界的政治经济附庸），由于第一世界政治权力和军事影响能够全面到达，因此成为第一世界资本最放心的输出地，从而也加快了殖民地的“资本和劳动均衡”条件实现，最典型地体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进程上，台湾40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工资率迅速提高和低水平劳工运动的进程。

“资本和劳动均衡”的实现，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配趋向均衡，实际上是精英阶层失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办法走极端的结果；这使得平民阶层有经济能力完成长程教育，完成自组织过程，并能够有效地对精英阶层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得精英阶层必须自觉地接受“游戏规则”，这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世界上采用西方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中，只有欧美日的政治民主和法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意义，所有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圆以下的国家，其民主和法治都是徒具形式，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实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的条件，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无法实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也是失衡的，因而就无法具备民主政治的基础经济条件。因此民主和法治，也一样是建基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的，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的社会政治安排，并没有带来社会矛盾缓和和经济富裕的功能。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本身，也都是被决定的、第二性的制度因素，并没有反过来决定一切的能力，无论是市场万能，还是民主和法治万能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宣称“制度万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功能，最合适用来妖魔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民众。

二、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进程的作用

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也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强调，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在市场上排斥竞争者，获取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经济发展，那么除非能够突破“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决定性制约，否则效率显然就无法体现，经济发展过程显然也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因此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以取得并在市场上实现其“竞争优势”为前提条件，否则单纯强调一个一成不变的制度模式的作用，实际上就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谭震林语）的一个最新版本。因此在谈论制度设计与安排时，很显然需要联系市场竞争者情况来具体分析，没有一成不变的有效的竞争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尽管企业制度不完善，但是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分散小农来说，西方国家那些商业和工业组织要相对优越，更能够从全球各地搜罗到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因此诺斯的断语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这是“有组织”对“无组织”的优势在起作用。

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再抄袭西方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安排，在面对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全力支持的跨国公司这样的竞争对手时，显然就是一种组织程度更低的组织，是没有可能在市场集中足够资源用以发展壮大自身的，这种把西方的私有化企业制度绝对化的思路，在理论上很显然就是一种“白色教条主义”的恶性发作，在现实中当然有其独特的为既得利益阶层正名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基础，这种“白色教条主义”比当年的“红色教条主义”，不仅缺乏道义基础，也更加禁不起理智的分析。

三、 关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心照不宣共同忘记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特别是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对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含义。产品的实现价格代表的是生产者最终能在市场上具有什么样的购买力，从而能够集中多少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总量特别是价格水平，在总体上决定了一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份额。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建立在通过垄断价格实现的全球巨大资源分配份额，而中国的贫困和落后则是竞争性价格所体现出来产业边缘化所代表的资源严重流出。因此的中国的发展前景，除了与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紧密相关之外，还将依赖于中国能否突破垄断价格的盘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免于垄断价格的盘剥，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资源流出。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能力把欧美日边缘化，取得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在这样的背景去看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入世双赢”论调，去对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等一系列主张，是非常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他们实际上在宣称---只要是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中所占份额越小，本土资源流出越严重，那么中国的发展前景就越好。这已经远远超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豪言壮语背后的魄力水平了。讲市场经济不讲竞争，而是双赢，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大发明。

四、 关于企业竞争力

在今天的市场上，企业竞争所依赖的不再是单个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而是一种“体系化实力”。这种“体系化实力”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竞争力要素，更重要的还有整个社会力量通过有组织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对企业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企业能够以“高速度、低成本”获取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资金背后代表的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体现出来。在没有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会处于弱势地位，逐步地失去从市场上获取发展资源的机会。金融资本有效支持产业资本发展，前提条件是总本总量的过剩，没有这个前提条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过程就无法完成，产业资本也就没有“低成本”获取资金支持的市场条件。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弥补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缺陷和不足的，只有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因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是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为后盾的，从而具有最高程度的资源动员与分配能力，只有充分实现以政权的力量去支持企业的发展，才能加强企业的“体系化实力”和实际竞争力。

后发国家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所固有的高度资源动员能力，去替代市场体系本身动员能力不足的缺陷，加速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提到的“迟发展后果”就是这个意思。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如此，就是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如日本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政权的力量是广泛介入的，由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加速需要加大从外部输入资源，在德国和日本兴起的时代，也有可能从外部输入资源来加速本国资本的力量，因此德国和日本的兴起，都是伴随着殖民地掠夺战争而进行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才具有更为深厚的道义基础和能够获得更广泛国内力量支持，加速在内部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增强产业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力，苏联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如何有效利用国家政治权力的动员作用，是后发国家加强企业“体系化实力”的关键；反过来充分消解国家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则是第一世界国家防止出现有实力的竞争者的关键。“华盛顿共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非国家化（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小政府主张等都是围绕“非国家化”展开的“套装”思路），就是要充分地把第三世界的经济力量分散化，防止出现足以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的竞争者。

五、 关于经济成长过程所必须的资源动员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源动员体系，其作用在于把分散的资金收集起来，相对集中地借给产业投资者，以推动产业的顺利成长和经济发展过程。资金的背后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所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资源，而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能够承担促进产业成长的社会功能的市场条件是“资本总量过剩”，在此前提下金融资本失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条件，才能够“自觉”地为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服务。

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服务于产业成长过程，前提是金融资本的总体过剩，否则金融资本就会利用资本短缺的优势地位，强迫产业资本接受如高利率这样的合同条件，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产业资本无法取得垄断利润的情况下，高利率实际上是金融资本利用优势地位，通过高利率条件蚕食产业资本的正当利润，妨碍产业资本的积累过程。而且在资本短缺的态势下，金融资本如果具有自主条件，就会致力于充分利用优势地位，去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推动泡沫经济的发展使得自身获得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机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投机狂潮，东南亚金融危机，乃至中国1990年代前后的房地产热和股市热，都是金融资本在资本短缺态势下致力于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行动，这在长期上会导致一国资源分配和产业结构布局的严重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对于鼓吹在中国实现金融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观点，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如果没有“金融资本过剩”这一经济条件，那么金融资本就有条件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放弃长远利益的视野，不可能完成银行内部服务和监督体系的完善过程，损害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不能承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动员体系的功能，推动产业的顺利成长。中国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与监管能力，终于没有能够在近20年的商业化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退步，这其实就是中国市场不具备完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顺利融合过程的条件---资本过剩。

而中国行政权力不能够按照改革的初衷，最终顺利退出市场，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完善资金动员体系的结果，行政权力作为具有最高动员能力的资源，在政府官员的寻租意愿和企业对资源动员力量的强烈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表现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快速扩展的“权力资本化”进程。这是在中国金融资本无法在资本短缺的市场前提下，无法承担动员社会资源促进产业成长的功能的情况下，导致政府行政权力所天然具有的资源动员能力无法被“闲置”的结果。

六、 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地位和国家的作用

如果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自动实现，那么宏观管理显然就不是必须的；如果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不存在，显然宏观经济管理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国家或者政府介入市场经济过程，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存在，而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无法自动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是局部或者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在低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规模和程度之下，假如政府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运行效率损失的话，那也是为实现整体利益所必须容忍的成本。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执掌的行政权力所具有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快速替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足，增强企业形成“体系化竞争实力”的关键。有助于加快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快产业成长过程，在对外竞争中，有助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增强。

从新中国5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府退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不适当，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最近20年来的投资方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导致1980年代开始在投资上出现了一个各地同时追求上“短平快”项目的“合成谬误”，这使得整个国家的投资过分集中在产品加工装配的末端，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和产品实现困难。

同时由于政府的退出，使得中国经济现实中“大投资者”缺位，中国的重工业中灵魂---装备工业---失去了后续投资，中国在技术上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重要工业装备严重依赖进口的现象，这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跨国公司最大的垄断价格盘剥对象，加上中国自身的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资源流出地区。根据粗略估计，中国国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流出比例高达35%以上，这个里面包括国际贸易中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包括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资源密集程度差异，外贸出超；此外还有资本利润汇出，跨国公司关联贸易价格低估，三资企业在境外节流部分货款以压低企业在国内的帐面利润等主要方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每开采10吨煤，每炼10吨钢，都有3吨半流出国境去帮助欧美日实现其富裕和发达了。这个庞大的资源流出数量的背后，是中国民族企业普遍陷入边缘化处境，边缘化的三个主要表现是：企业失去积累能力、对国家财政缺乏相应的贡献能力，企业对工人不作足以维持其生命简单再生产的工资给付。

政府不恰当地退出经济过程，还使得中国的国民储蓄不能得到有效使用。中国没有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本和外汇的“双缺口”，国内的储蓄率长期高居不下却缺乏合理的投资去向（因为产品末端加工投资已经过剩），导致严重的资本外流，同时却以高昂的代价去引进外资和外债，这一出一进，使得中国在利息和利润方面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在实际经济过程中都表现为本土经济资源净流出，降低了中国国民福利的实际水平。

即便是政府参与经济过程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效率损失，也应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损失做一比较，应该在与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受垄断价格盘剥的损失和资本进出方面的净损失进行比较之后，再决定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损失，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而不能根据白色教条主义去盲目地追随“华盛顿共识”。由于整体利益不能自动实现所带来的现实后果，使得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无法顺利实现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庞大；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由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状况；国内的大投资主体分布缺位等多个方面理由，使得中国整体利益的顺利实现变得非常困难，这要求政府全面深入地参与经济发展过程。这是由最近20年来经济发展现实中，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严重损失，体现出中国的整体利益的存在规模，这要求中国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也同时决定了我们可以忍受更高政府程度带来的效率损失。

政府参与经济过程，需要防范的是“权力资本化”和“官僚主义”，对资源有效利用的所带来的负面成本，这个防范确实不容易但是也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吏治现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管理在积极意义上要达到促进整体利益实现的目标，在消极意义上要能够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管理悖论”，导致“统治者无法继续照样统治下去”（列宁）那样一种局面。因此政府必须在经济和政治目标上能够给多数人以出路，以政治力量来维持一种“给多数人以出路”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借以取得多数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没有广泛的认同感管理成本就会一直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今天的严重腐败现象，实际上国家管理目标首先失去了精英阶层的认同的结果，精英阶层改而以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结果使得国家宏观管理出现失控的严重局面。而精英阶层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已经严重损害了弱势阶层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使得社会认同感在管理对象那里也失去的认同感，这不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也会进一步使得国家管理的成本上升。目前基于行政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过程的财政转移（乱摊派乱罚款和农民负担问题等都是实质上的财政行为），一方面成为少数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已经成为企业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这是国家管理成本上升同时管理效果下降的明显标志。如果再不改弦更张，任其发展下去是极端危险的，当前迫切需要重申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优先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利益协调，增强对国家管理目标和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感，以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保证社会政治稳定。

七、 检讨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视野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们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将不屑于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抄袭，我们唯一感兴趣事情是：什么才是中国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条件。我们不屑于去争取“与国际接轨”和贩卖“世界一流学术”，我们愿意从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环境开始，在讲道理之前先说一说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需要自觉地对那些“普世真理”保持距离和足够的警惕，我们不试图穷尽真理，我们在这样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叙述中，尤其无法回避错误和不足，我们欢迎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意见。

这一次参与本书承担写作任务的人士，既有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的人士，也有的不是。但是我们将一致拒绝一切着眼于话语权和职业利益的争执，因此我们将对所谓的“学院派争论”不感兴趣。批判本身不是目的，建设才是最强有力的批判。我们不怕犯学术错误，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犯一个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公然违背学术良知，这才是“有所不为”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在学术良知这一问题上我们将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相反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穷尽一切真理，真正的学术错误或者认识上的偏差，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也应该通过争论来解决，而且一个人的错误被另一个人发现并纠正，才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学术学理上的错误只要没有良知泯灭方面的障碍，将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但是学术良知的泯灭所带来的错误，却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本书的叙述将抛弃在第一世界经济学话语霸权框架内的你来我往，而是直接就中国的经济现实去拷问主流经济学家的“良知”。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精英主义者群体，其在整体学术路向上的倒行逆施，不是理智的不足，而是良知的极度泯灭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言“溺爱者不明”，由于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终于丧失了起码的理智，看起来良知是防止理智被滥用的最后防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是“知识资本化”的排头兵，是比资本家更纯粹的“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其中的一些佼佼者更是毫不隐讳他们的立场，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在《99上海财富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经济学参考》99年12期）

二○○二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