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高度集聚与加工制造业主导：沿海开发区一种典型的发展路径及机理分析——以天津泰达为例(下)

　　4.3  “外资注入增长”模式持续作用下外向型加工区功能的逐步实现

　　泰达基于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的双重作用，通过“外资注入-经济增长”模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外向型加工区的功能定位。在外部环境方面，首先，全球产业重组背景下跨国资本向中国持续转移贯穿了泰达发展的整个历程；其次，虽然我国在20年对外开放历程中，随着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步走向深入，沿海开发区的政策优势逐渐淡化，但是泰达等沿海开发区仍然拥有不可比拟的环境优势，如良好的交通条件、依托实力强大的中心城市、率先开放形成的先发优势等。在内部动力方面，由于泰达管委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断的制度创新和积极的地方政府营销策略，使之能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拼能源-拼服务-拼环境”等策略的提升凝聚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始终保持对外资的独特吸引力。正是由于上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使“外资注入增长”的地方模式得以长期运转，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高度密集的跨国资本、大量集聚的外资企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从而使外向型加工区的功能定位得以逐步实现。

　　因此，泰达基于外资和加工业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是由“全球产业重组-外资注入增长-外向型加工区”的逻辑框架所决定的(图5)。而且，我们基于这种逻辑框架能够对泰达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路径依赖和转型战略等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5  现象解释：经济增长·路径依赖·转型战略

　　5.1  现象解释之一：经济高速增长与外部风险性

　　泰达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GDP从1986年的935万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的642.30亿元，在20年时间内增长了6870倍。泰达为什么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从经济增长的理论来看，在泰达这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地方，超乎常规的增长速度仅靠地方自身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等内部资源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唯有借助某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才可能实现这种增长奇迹。而泰达发展恰逢这种可以借助外部力量的历史机遇：在泰达诞生之初，外资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并且没有更多的区位选择，泰达等为数不多的对外开放试验田必然成为外资向中国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在泰达随后发展进程中，由于全球产业重组背景下跨国资本向中国的大量转移、泰达自身形成的先发优势以及在地方政府营销模式下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使之能够形成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也使外资能够以超常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不断地注入泰达，例如2005年泰达实际利用外资高达12.85亿美元，累计实际外资额达到134亿美元。泰达正是借助外资注入这种异常强大的外部力量，通过“外资注入增长”模式得以实现超常规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种高速增长要靠外资力量不断大量注入才能维系，一旦外资力量发生弱化或外资偏好产生转移，这种“外资注入增长”模式就会立即失效，而使地方失去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因此，泰达这种过度依赖外资的增长模式具有极强的外部风险性，这种风险从泰达20年发展过程中实际使用外资额和GDP增长速度两项指标的显著波动中得到充分验证(图6)。

　　5.2  现象解释之二：外向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内生增长的困境

　　泰达长期以来对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一是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加工制造业成为主导地方发展的垄断性力量，外资企业占据了工业总产值中的绝大部分份额，1993年以来始终保持在95%以上，虽然内资企业截至2005年底高达9185家，但是整体规模偏小，平均投资额仅为458万元，对工业生产总值的整体贡献率始终低于5%；二是泰达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20%以上的工业高速增长局面，并且外企工业增加值占据了GDP的80%以上的份额(图7)。泰达为什么会形成对外向型加工区模式的路径依赖?

　　这种外向型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外资注入式增长模式的长期有效性使外向型经济增长得以持续：首先，由于全球产业重构背景下跨国资本向中国转移的长期趋势存在，因此这种外生的“外资注入增长”模式能够始终保持有效性；其次，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利用形势的逐步好转，中央政府对大量地方开发区的清理整顿等都为泰达继续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基于内部的增长模式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和取代外向型经济增长：首先，外生式增长模式的强大发展惯性和短期内快速兑现的特点，2005年，外资企业贡献的税收高达114亿元，占泰达税收总额的85.71%；从而使泰达政府倾向于将绝大部分公共资源投入到旨在吸引外资的各种努力中，因此能够投入到内生资源培育方面的公共资源变得非常有限，例如2005年泰达用于科技、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分别为2.50亿元、1.19亿元和0.47亿元，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仅为0.42%、0.20%和0.08%；其次，自主创新和地方集群为特点的内部增长模式具有高度复杂性，美国硅谷等成功典范更多地是自发形成的，而日本筑波等通过政府行为有意识建设的实例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泰达1990年代以来也开始注重科技方面的投入，并且有意识地要将生物医药产业培育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但是实际效果同样难尽人意。总之，由于外资注入式增长模式长期有效性和基于内部增长模式的复杂性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泰达长期以来遵循了外向型经济增长路径并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

　　5.3  现象解释之三：二次创业战略与独特的现实图景

　　泰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二次创业”历程，致力于实现从功能单一的加工区向现代综合的新城转型。而转型战略促使泰达逐渐呈现出介于加工区与新城间的现实图景：一方面，泰达长期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外资、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非常类似于国际上的出口加工区，尽管泰达在空间规模、大型跨国公司为主的企业结构以及较低的外销比例等方面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出口加工区；另一方面，泰达在区位选址、用地规模等方面接近于西方新城建设标准，而且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巨大投入和长期努力使之呈现出新城的部分特征(图8)，但是并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新城。为什么泰达在“二次创业”过程中致力于加工区到新城的转型战略，却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现实图景?

　　首先，泰达早期采取了“发展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的发展定位，并在发展过程中“外资注入增长”模式的长期运转，使其必然呈现出加工区的功能、结构和形态特征；其次，鉴于外资注入增长模式具有结构失衡、外部风险等本质缺陷，为了寻求更健康稳定的发展模式，泰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第二次创业”，旨在寻求一种基于内部的发展模式，培育产业集群、加强自主创新等成为主要目标。由于受到国外科技城和高科技园区等理论实践的巨大影响，实施大规模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功能完善，成为泰达“第二次创业”过程中的关键策略，因此泰达将加工区向新城转型作为战略目标。特别是21世纪以来，泰达政府历年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城市建设的基建投资；例如2005年泰达政府基建投资为36.2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0.90%。正是由于外资注入增长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使加工区功能结构得以长期延续，大规模城市建设虽然塑造出了部分城市功能和大量物质景观，却并未实现新城转型的目标，反而由于生活服务环境的改善更加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原有的外向型加工区角色定位。因此，泰达不能单纯地走上加工区或新城的发展道路，而呈现出游离于二者间的现实图景。

　　6  结论展望

　　天津泰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特定产物和沿海大城市开发区的典型范例，在其20年发展历程中：一方面，基于“全球产业重组-外资注入增长-外向型加工区”的深层机理，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发展之路，创造了国内外瞩目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针对自身的外部风险、结构失衡等问题，在实践探索中通过城市建设等手段，独辟蹊径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加工区和新城、游离于二者之间的现状图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泰达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如全球化和外资对我国的影响存在日益加深的趋势，国家新发展观的提出，这些必将改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天津大城市地区逐步进入战略功能调整和区域空间重构的关键时期，泰达所处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等。面对未来，天津泰达既要利用外资继续致力于现代工业建设和外向型经济增长，更需要顺应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天津和滨海新区的整体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加强内生资源培育，摆脱由于外向型经济增长路径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