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高度集聚与加工制造业主导：沿海开发区一种典型的发展路径及机理分析——以天津泰达为例(上)

　　摘 要：以天津泰达为例，总结探讨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沿海开发区20年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典型发展路径：以外资高度集聚和加工制造业主导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增长；这种发展路径是由“全球产业重组-外资注入增长-外向型加工区”的内在机理所决定的；最后，论文解释了沿海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外部风险性、外向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内生增长困境、从加工区到新城的转型战略和游离于二者间的现实图景等诸多特殊现象。

　　关键词：发展路径，外资，开发区，天津泰达

　　1  引言

　　回顾历史，自1984年设立首批沿海开发区至今，我国沿海开发区在先后经历了1980年代起步阶段和1990年代初快速增长阶段之后；在199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摆脱自身内在结构缺陷，而普遍进入调整转型阶段。审视现实，我国沿海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经济发展现象，在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外资依赖性过高、经济增长逐步趋缓、资源瓶颈日益明显等诸多困境；特别是2003年国家开始了开发区的新一轮清理整顿，如何实施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健康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众多沿海开发区面前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开发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对地方开发区转型发展的战略问题思考和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物质层面探讨等方面；而对开发区自身长期形成的历史发展路径及其内在机理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沿海开发区的发展模式、指导其未来健康持续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文缩写为TEDA，中文简称天津泰达)是我国沿海开发区的典型范例，本文以天津泰达为研究案例，根据“现实观察-理论视角-机理分析-现象解释”的研究结构，对沿海开发区的路径、机理和现象展开分析探讨。

　　2  现实观察：天津泰达以外资高度密集和加工制造业主导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路径

　　天津泰达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4个沿海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它依托京、津，辐射三北，位于京津城市发展轴的东端，距天津市中心45km，距北京140km，紧邻塘沽城区和天津港，处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地域范围内(图1)。

　　天津泰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后迎来了经济飞速增长(图2)。2000年美国《财富》杂志将天津泰达誉为“中国最受赞赏的工业园区”；2002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将天津泰达与深圳、苏州、上海浦东新区等6个城市和地区评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区域”。

　　泰达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发展成就，并且表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跨国资本增长迅速--1985年至2005年间泰达年实际使用外资从568万美元增至12.85亿美元，新增外资企业从14家增至223家；二是形成了雄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截至2005年泰达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134，0073亿美元，累计批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4112家，全球500强企业共有44个跨国公司的投资企业94家；三是外资占据经济绝对比重--在2005年泰达所完成的地区工业总产值2305.19亿元和出口总额139.71亿美元两项指标中，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所占比重分别高达97.5%和97.1%；四是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泰达实现工业增加值541.2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4.3%；五是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2005年泰达工业增加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仅为23.5%。总之，泰达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外资高度密集和加工制造业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理论视角：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发展理论泰达为什么会走上这种外资高度密集和加工制造业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探讨，应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因为，天津泰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产物，世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和跨国资本的流动态势，都势必对其发展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泰达发展路径的认识把握必须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发展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洪流席卷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跨国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使得地方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全球与地方两种迥异的发展资源。对于外资与投资地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对立的理论派别：多数派认为跨国资本可以为投资地带来诸多的好处(Young S.，1994)，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可以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扩散成果引入投资地(Perroux F.，1973)，外商直接投资是向投资地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小岛清，1987)；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以剥夺投资地为特征，对投资地带来许多负面后果(Corbridge S.，1986； Jenkins R.,1987)。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多数国家均把外国直接投资看作“积极因素”(Duning J H.，1994)，并制定相应吸引外资的措施。外资注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包括很多方面：带动技术进步、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就业等(Dicken P.，1992)。

　　根据对内外两种资源的不同偏好，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发展理论也倾向于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是基于外部的发展理论，也称外生式增长理论，具体包括城市营销理论、企业家城市理论等，认为全球化下城市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外生的跨国资本，并且将孤立于区域之外的城市自身作为发展行动的主要空间，主张城市必须通过长期负债的方式、通过与周边区域的激烈竞争来追求短期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二是基于内部的发展理论，也称内生式增长理论，具体包括区域网络理论、创新环境理论、地方集群理论等，认为即使在全球资本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也应该是内生的，并且将城市所在的整个区域作为发展行动空间，主张通过短期负债、通过区域网络组织间合作来追求长期发展目标的优化(John Friedmann，2004)。

　　在全球化的现实世界中，跨国资本的日渐强大使基于外部的发展模式接近于当今“最好的城市发展方式风格化”(Keams & Phlio，1993)，但是地方面对外资的激烈竞争，带来短期的物质收益和大量的长期成本，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渺茫。而基于内部的发展模式由于注重投资于区域性资本或资本复合体(如人文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资本、自然资本、城市资本等)来提升地方自身的生产性财富，从而可能实现地方长期持续繁荣的理想目标(John Friedmann，2004)。总之，全球化背景下，外资流动与地方发展存在着紧密关系；论文将从全球产业重组和资本流动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探讨天津泰达外向型经济增长路径形成的深层机理。

　　4  机理分析：全球产业重组-外资注入增长-外向型加工区

　　4.1  全球产业重组背景下基于经济增长价值观的“三为主”发展定位

　　西方发达国家自1960-70年代以来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梯度转移和资本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重组的趋势。而我国1980年代初期面临着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外汇约束的困境，成为了“短缺”经济的根源，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寻求外部力量成为历史必然选择；而1984年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以特区为参照的对外开放第二层次，被寄予了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带动区域发展等厚望。基于国内外特定的历史背景，泰达迎来了设立开发区的难得机遇。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经济落后状况，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单一价值观支配了地方政府的发展导向；以泰达为代表的开发区基于这种单一增长价值观，同时考虑到自身对外开放特性，在实践探索中确立了“发展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的“三为主”发展定位。因此，利用跨国资本和谋求经济增长成为泰达发展的根本诉求，致力于外向型加工区成为泰达发展的战略目标。

　　4.2  跨国资本与政府营销合力驱动机制下“外资注入增长”模式的实现

　　泰达自建区以来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跨国资本转移和政府营销策略两方面。一是跨国资本向中国的大量持续转移构成了泰达发展的外部动力条件：首先，我国即使受到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吸引外资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06亿美元；其次，天津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也从1985年的6507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24.72亿美元元(其中泰达所在天津滨海新区占了70.55%)。二是泰达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所采取的地方政府营销策略构成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泰达早期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国家特殊优惠政策和建设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等硬件来形成对外资的吸引力；泰达中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致力于提高服务意识等软环境建设，追求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接轨，积极建设一个“优质、高效、公正、廉洁”的服务性政府；泰达后期面对原有特殊政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弱化，通过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培育科技创新机构等战略手段来加强对区域综合环境的塑造。

　　总之；泰达面对跨国资本大量涌入的有利环境，通过积极的地方政府营销模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身能够实现外资持续注入、工业快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泰达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外资注入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借由“外资注入-工业扩张”和“工业扩张-经济增长”这两个环节加以实现的。对于泰达这种“外资注入-工业扩张”和“工业扩张-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可以通过以下数据分析加以验证：

　　首先，对“外资注入-工业扩张”理论假设的验证。根据泰达1986年至2005年间的累计实际外资额与年度工业总产值2项指标，利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614，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图3)；对累计实际外资额(FDI)与年度工业总产值(IPV)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可得：

　　上述计算结果说明，泰达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FDI)每增加1万美元可以大致带来每年工业总产值(IPV)增加约13.6万元人民币；而检验指标R2=0.924297，则说明这种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解释泰达数据样本中92.43%的工业总产值变化，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因此，泰达外资注入与工业扩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正是因为外资注入带来的外资存量规模增加才使泰达的工业产出规模增长获得了相应的速度。

　　其次，对“工业扩张-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验证。通过1987至2005年以来泰达的工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图4)：泰达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额比重除1988年前由于早期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而低于50%之外，从1989年开始即超过50%的比重，说明工业扩张在早期就成为泰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1989年至1994年泰达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额迅速上升，并在1994年之后稳定在80%左右，标志着工业扩张已经成为推动泰达经济增长的绝对垄断力量。因此，可以说泰达工业扩张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基本断定：泰达的外资利用水平与工业总产值和GDP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即泰达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注入和工业扩张所决定的，形成了“外资注入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