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

　　摘  要：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这一命题，传统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略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体系的影响。经过考察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就城市集中度而言，从国家层面看，我国的城市集中度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偏差，体现在城市集中度偏低；从区域层面看，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城市集中度水平低于中西部省份。分析计量模型运算结果还发现，现阶段城市集中度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此外，区域规模越大，城市集中度越高，反而越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城市集中度，城市化道路，城市首位比指数，经济增长

　　一、引言

　　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这一重要命题，传统的争论集中在“城市化水平是否过高”这一问题上。支持“过度城市化”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发展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以至于偏离了适宜的城市化水平。反对者则在质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是否有必要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低城市化是否确实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尽管这一争论非常重要，但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人口在城市层面上的分布，即所谓城市集中度。城市集中度是一个与城市规模体系内涵十分相近的概念，但在本文中作者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大都市化指数，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资源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程度，而不是分散到许多城市。实际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证方面，大量的研究暗示城市集中比城市化本身更为重要。如Duranton和Puga对城市集聚经济微观基础的理论阐述以及Rosenthal和Strange的经验分析结论。

　　研究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城市趋同假说入手，似乎能给人一个十分直观的认识。以“威廉姆森假说”和“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的城市趋同假说暗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最初，凭借产业的空间集聚(经常发生在沿海城市)，一国或地区将充分利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如基础性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以及管理和人才资源，这种空间集聚将加强信息外溢和增长知识积累。随着交通网络和经济的发展，以及首位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出现，城市的集中程度逐渐下降，许多研究者对国家的城市集中模式进行考察，发现国家城市集中度将随着从低收入水平增长过程开始上升，然后在中低收入水平(按：1987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人均收入大约为2500美元)达到峰顶，然后下降。我国2005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在2000美元左右。如果按照城市趋同假说，显然，现阶段较高城市集中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本文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城市化道路的角度探讨城市集中度的现状；二是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并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实为一条主线。

　　二、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城市集中度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但是，经过大量的论证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一论断并不科学，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城镇人口统计标准与国外不同。厦门大学李文博等在对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采用不同方法估算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后指出，中国目前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仅比国际正常水平略微偏低，不存在异常的偏低现象，但却存在严重的城市规模结构偏差。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不是城市化水平，而是城市化质量，也即城市集中度的问题。

　　1.城市集中度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城市化进程的考察不难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的发展本身是“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集中的能量大于扩散的能量；在后期，扩散的能量大于集中的能量。这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集中过程导致城市的出现，城市集中度上升；扩散过程表现为大量小城镇的兴起，城市集中度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城市集中程度呈倒“U”型的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典型的城市化道路比较起来是一种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发展的严重滞后，进而导致城市集中度偏低。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6个百分点。总体看来，我国的城市集中度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许多地理、历史与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但决定国家城市集中程度和模式的主要还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集中度偏低，一方面，是受传统城市化制度安排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我国工业化战略的转变有关。

　　从城市化的制度安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先后颁布和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关于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得户籍管理成为控制人口迁移的重要手段。户籍制度辅以教育、粮油、劳动用工、社会福利等制度，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截然分开，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迈过“农转非”这道高门槛。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又进一步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导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一种“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因此，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提高了，但城市集中度仍然偏低。

　　从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演变看，1978年前，片面追求重工业化是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特征，其实质是一种较为极端的赶超型战略。1978年后，我国工业化战略逐渐进入较为缓和或循序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由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向轻重工业比例协调转型，其结果导致经济组织规模结构的调整，中小型经济组织单位迅猛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在全社会总产值中只占到7.2%，到1994年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中小型经济组织单位的增长为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据统计，建制镇数量从1978年的2173个增长到1997年的18000个，成为中国城镇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尽管经济组织规模结构的转型带动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也造成了我国城市集中度偏低。

　　2.城市集中度的区域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从而导致各区域之间的城市集中度水平并不划一。为此，我们考察了区域层面上城市集中度的差异情况。本文只计算了25个省区的城市集中度，由于四个直辖市本身属于城市，故排除在外；此外，海南情况比较特殊，西藏数据难以查询，故也排除在外。一般而言，城市首位比指数是测度城市集中程度的常用方法。亨德森认为，城市首位比指数拥有足够的信息反映城市集中度的大小。因此，本文采用城市首位比指数作为衡量城市集中度的指标。

　　如表2所示，我国的城市集中度呈现出东低西高的态势。东部地区的城市集中度普遍偏低，平均水平仅为0.139；中部地区为0.166；而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普遍偏高，平均水平为0.324，是东部地区的两倍多。由于城市集中的程度受社会发展、经济水平、自然条件、历史路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单一。如果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区域空间结构必然由集中向分散转变，表现为中小城市的不断壮大发展。目前，东部地区是否处于这一阶段仍需进一步的证明，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似乎更为清晰。宁越敏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展现出一种新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其结果是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固。这一进程表现最明显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而内地城市化动力在相当程度上仍表现为一元或二元结构。换言之，正是由于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趋势推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使得城市化由“自上而下”模式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并行转变，从而使得中小城市不断发展，城市集中度降低。而西部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上，中小城市发育度偏低，致使城市集中度偏高。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城市集中度总体水平依然偏低。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城市集中度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城市集中度相对较高。那么，现阶段我国的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